苏晓康：党是黑社会大佬 【嘉文播报 No.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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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是黑社会大佬
作者：苏晓康

1978年至2013年，这四十年里，中国经济以10％的年平均速度增长，人均收入提高了10倍，约8亿人摆脱了贫困，婴儿死亡率降低了85％，人口平均寿命提高了11年。这些成就，是在中共压制社会、禁锢言论、破坏环境的条件下达至的，历史上无先例、理论上说不通，但是西方还是竭力要解释它，《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主编乔纳森•泰珀曼（Jonathan Tepperman）管这个怪物叫“适应性专制”。

关于其特色，他的描述其实并不新鲜：如在名义上保持共产主义信仰的同时，接受多种形式的市场资本主义和其它放宽限制的改革；又如，虽然审查制度从未消失，但党员可以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展开辩论；内部报告可能会出人意料的直言不讳。

他说这个体制的创建者自然是邓小平，他汲取毛泽东专权的教训，不让一人专权，而是在领导集团成员之间实行分权，即人们常说的“常委集体负责制”，但是泰珀曼看不懂的一点是，每一届“常委制”是有一个“核心”的，习近平之前即江泽民、胡锦涛，在有限“分权”之中仍然保留“最终拍板人”——这是“六四屠杀”后邓小平推出“婆婆”模式之“垂帘听政”的残留，这才是中共顶层结构四十年有效运作的诀窍。另外如论功受赏、有限的地方自治等一些基本的权力松绑或称诱惑。

然而，在这个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的制度下，“分权”恰好导致腐败泛滥，一个惊人的经济增长，变成一场更惊人的腐败，而所谓“官二代”（或江胡两届执政）的腐败，向太子党提供了一个集权的合法性来源，在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时代，2012年位高权重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因腐败而落马，而他又是靠亲信王立军残酷的“打黑”治官，加上“唱红”的文革手段，向胡锦涛挑战，我在前《鬼推磨》中有一节『社会黑化』，专写此细节，读者可参阅。

事实上，在习近平不仅是踏着薄熙来的尸骨登顶，中国也因经济发达而腐败横行，中共垄断一切社会资源、权力，而势必成为腐败的制度性根源，习的权力问鼎之路，也是一场场反腐的结果。习近平的发迹，底蕴就在这里——如果说“发财”是中共的“第一合法性”（后六四），那么“反腐”就是它的“第二合法性”（后开放），第二个颠覆了第一个，然而横竖都是它“合法”，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习上台六年中，有134万名官员因腐败而被整肃，部长或副部长级的高官有170多名被撤职、大多数投入监狱。自2012年以来遭到整肃的中共中央委员比整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上的加在一起还多。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的落马，具有一样的震撼效应。 《鬼推磨》中〖社会黑化〗，专门写薄熙来：

『野心勃勃的薄熙来，绝非西汉末年的那个少帝刘辩——因为他骂胡锦涛“汉献帝”，而是后邓时代的一个危险的帝位觊觎者，他又洽逢弱君“胡温”时代，虽然“争储”败给习近平，他还在伺机卷土重来，那舞台竟是蜀中重庆。 2007年“十七”大后，他上任重庆市委书记，从外地空降过来，把自己的亲信王立军从大连调来做重庆公安局长，也调来一批贴身侍卫，不离左右；王立军构陷炼狱、酷刑“治官”，重手荡平地方势力，称之为“打黑”，以民粹手段博得民众拥护，颇得毛泽东“文革”诀窍；“打黑”之后是“唱红”，2009年秋，中国最抢眼的事情，不是北京秦俑方阵式的胡锦涛阅兵典礼，而是重庆的“唱红”，嘉陵江畔传来高亢的“革命歌声”——红旗、红歌、红标语，组成“红海洋”，是被人遗忘了的一个旧景观，乃造势煽动，一种前现代的巫术，假如我们回到“文革语境”，便知道薄熙来是在搞“党内路线斗争”——他对治理中国，跟江泽民、胡锦涛有不同的思路，特别是他“善于”继承和发展毛泽东传统，正以更有效的新术，谋取最高权力。然而他不是“正统”，只能沦为“野心家”，注定要被中南海“打黑”，罪名是：为了“入常”不惜动用政治暗杀、裹挟群众、拉拢政治势力和军方向中央示威、纵容支持毛派极左势力、试图改变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妻子谷开来天文数字的贪腐不说，还指示王立军毒死英国商人海伍德；而王立军又被薄熙来激走，逃往成都美领馆，遂成国际事件，最终将薄推下悬崖。当时中宣部一反常态，放开新闻管制，任由相关报导和传闻在大陆互联网和微博上传播，以此种方式羞辱薄熙来。 』

事实上，在习近平不仅是踏着薄熙来的尸骨登顶，中国也因经济发达而腐败横行，中共垄断一切社会资源、权力，而势必成为腐败的制度性根源，习的权力问鼎之路，也是一场场反腐的结果。

党是黑社会大佬，党主席也唯有以反腐、集权、专制，才能存活。所以习近平的“造帝之术”，就是拆除邓小平建构的“适应性专制”，泰珀曼写道：

『用裴敏欣的话来说——习近平“用基于恐惧的体系取代了鼓励业绩的体系”。这一改变带来了两大问题。首先，它扭曲了官员的工作动机，从显示业绩变成了显示忠诚度。第二个问题，用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亚历山大•加布埃夫（Alexander Gabuev）的话来说就是，“当你只剩下了恐惧的时候，如果高层没有下达明确指令，官员会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做。 这样整个官僚体系都变得消极被动。 什么事都干不成了。”』

习近平并不满足于仅仅消除竞争对手，他还通过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和拒绝指定接班人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而他之前的领导人通常在任期中途就会提名继任者。他将“习近平思想”写入中国宪法（此前只有毛和邓享此殊荣）; 他一手攥住了最高军权; 他在从金融到台湾到互联网安全的各个领域建立了多个“领导小组”并自任组长，成了“万能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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