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 · 大同與小康

《大同與小康》是儒家經典《禮記》中〈禮運〉篇開頭記載的一段非常著名的論述。這段文字假託孔子之口，描繪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形態：「大同」 與 「小康」。它們代表了儒家對於理想社會（大同）以及現實中較好但次一等的社會（小康）的構想與區分。

大同之世：終極理想社會
核心精神：「天下為公」。意指天下（國家、社會）是屬於全體人民的公有財產，而非一家一姓的私有物。
社會特徵：
選賢與能：選拔有德行、有能力的人來治理社會，講求信用與和睦。
人際關係：人們不只親愛自己的父母子女，也把關愛推及到社會上的其他人（「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社會保障：讓老年人能安享天年，壯年人能有貢獻才幹的機會，幼童能得到良好的撫育成長，鰥夫、寡婦、孤兒、獨居者、殘疾者都能得到社會的供養與照顧（「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財產觀念：人們厭惡財貨被丟棄浪費在地上（不事生產），但不一定只為了自己而私藏；人們厭惡力氣沒地方發揮（不貢獻社會），但不一定只為了自己而勞動（「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
社會風氣： 因此，陰謀詭計被杜絕而不會興起，盜竊、作亂和傷害他人的事情也不會發生。所以家家戶戶都不用關閉大門（「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
理想境界：大同世界是儒家最高的社會理想，充滿了博愛（仁）、公平、正義、和諧與安全感，是一個真正和平、無私、互助的烏托邦。

小康之世：現實中的較好社會
核心精神： 「天下為家」。意指天下成為君王一家一姓的私有財產。
社會特徵：
血緣關係：人們各自親愛自己的父母，各自疼愛自己的子女（「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私有觀念強烈。
財貨勞力：財貨和勞力都是為了自己（「貨力為己」）。
權力傳承：君主世襲成為制度（大人世及以為禮）。
秩序維護：需要建立城郭溝池來防衛，制定禮儀制度（禮義）來規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等倫常關係，設立制度、劃分田里，表彰勇者和智者，建立功業都是為了自己（「以功為己」）。
社會問題：因此，權謀由此而生，戰爭也由此興起（「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聖王之治：文中列舉了禹、湯、文、武、成王、周公這幾位夏商周的賢君，認為他們是小康時代的代表。他們謹守禮制，用禮來彰明道義、成就信用、明察過失、提倡仁愛、講求謙讓，為民眾樹立了行為的常規。如果有人不遵行禮義，在位者會被罷黜，民眾會視之為禍害（「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眾以為殃」）。
現實定位：小康社會是私有制產生後的社會形態。雖然有聖王以禮義治國，能達到相對安定、有序、繁榮的局面（相對於亂世），但它依賴外在的規範（禮）、強制力（刑法、軍隊）和血緣紐帶來維持秩序，內部存在私心、競爭和潛在的衝突，遠不如大同世界那樣自然和諧、無私博愛。

儒家社會理想的藍圖：《大同與小康》清晰地勾勒出儒家最高的社會理想（大同）和在現實中努力可達到的次佳目標（小康）。
天下為公」的典範：「天下為公」成為後世中國知識份子追求社會公平正義和政治清明的最高精神標竿。
禮的根源與作用：這段文字也闡述了「禮」的起源：它是在「大道既隱」（大同之道消逝）、「天下為家」之後，聖人為了治理私有制社會、確立秩序、防止紛爭而制定的規範。禮是小康社會的基石。
深刻的對比與批判：通過大同與小康的強烈對比，隱含了對私有制社會種種弊端（私心、爭鬥、不平等）的批判，表達了對更美好社會的嚮往。
深遠的影響：大同思想對中國歷代的政治思想、改革運動（如近代康有為的《大同書》、孫中山的「天下為公」理念）乃至東亞文化圈都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大同與小康》是儒家政治與社會思想的精髓之一。它描繪的「大同」世界，是一個以無私、博愛、公平、和諧為核心的終極理想社會；而「小康」則是現實中通過禮義制度可以達到的、相對安定繁榮但存在私心與規範的次佳社會。這段論述不僅是理解儒家社會理想的關鍵文本，其中「天下為公」的理念更成為中華文化中追求社會正義與和平的重要精神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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